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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特色显著
浙江中医药文化从无到有,起源绵延。北宋逐渐跃居全国前茅,南宋辉煌灿烂,位居全国榜首。明清时期,成为中国中医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浙江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自古迄秦汉时期,浙江医药文献匮乏,而考古文物相对丰富,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草药罐,田螺山遗址的碳化“灵芝”,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等出土的芡实药物化石。东汉王充《论衡》论述养生之道,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最早提出系统的内外丹理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籍医药学人才辈出,医药事业成绩斐然,民间医药卫生习俗初步形成,出现了全国极有影响的姚氏、徐氏等医学世家。唐朝浙江医官、医生的设置,开启了设官建制管理浙江医药行业的先河。
东晋葛洪炼丹遗址——杭州葛岭。
北宋时期,浙江各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出现了杭州第一所亦是当时中国为民服务的最大医院“安乐坊”,陈师文、裴宗元、沈括、朱肱、王执中等名医辈出。南宋时期,建置浙江的中央及该省医药卫生机构较为完善,御药院、太平惠民局、惠民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等在体恤民众、诊治疾病、规范行规、炮制药物、施舍军民诸方面建树非凡。还出现了萧山竹林寺妇科、绍兴钱氏女科、宁波宋氏女科、陈木扇女科、海宁郭氏女科、永嘉医派。蛰居临安的朝廷重视药学,药材丰富,药市红火,药店林立,药物炮制技术精湛,药品种类繁多,药商远涉海内外。浙江人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世称“滋阴派”鼻祖。
明清时期,浙江形成以张景岳、赴献可为主的“温补派”,以张志聪、高世栻为代表的“钱塘学派”,以俞根初、高学山为代表有地域色彩而无师承关系的“绍派伤寒”等学术流派。浙江医学基础理论,诸如脏腑学、运气学说、病因病机学、诊疗学都有嬗进,临床医学有所发展,在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食疗、养生保健诸方面都取得了骄人业绩。根据《图经本草》等15部史地著作记载明清浙江药材达百种,“浙八味”享誉海内外。从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传出高峰在明朝。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漂洋过海传经送宝的人数十分可观。尤其是国内外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
20世纪20年代的宁波药皇殿。
自古迄1840年,浙江孕育着诸多名人贤士,浙江中医更是衣钵相传,世家林立,名医辈出。有史可考,清末以前的浙江名医1700多人,有案可稽的中医药著作1800多种。
孙中山为浙江医家题写医馆墨迹。
翻开近代这一时段的浙江医药史,是一段不断改进、时刻革新的历史。浙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中医院和诊所,也散发出西方医药学的芳香,西医医院和诊所争相崛起,客观上与传统的中医院交相辉映,为近代浙江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10多所中医365体育投注,著名的有瑞安利济医学堂、浙江中医专门365体育投注和兰溪中医专门365体育投注,形成了近代浙江中医教育的高潮。
1949~1978年,浙江中药产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1963年,浙江省卫生厅制定的《中药材生产十年(1963—1972)规划》中,将“浙八味”确定为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延胡索、玄参、笕麦冬、温郁金。1978年改革开放后,浙江是中国中药材重要产区之一,有“东南药用植物宝库”之称。
2018年2月,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公布:铁皮石斛、衢枳壳、乌药、三叶青、覆盆子、前胡、灵芝、西红花为新“浙八味”。浙江省中药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2019年10月,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新馆开馆;2022年8月,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成立;2023年3月,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成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加强了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中医药重大科研成果迭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才培养成就非凡。
笔者总结了浙江医药起源与发展的规律:自古迄1840年,浙江医药发展史是一部浙江中医药发展史;1840~1949年,浙江医药的发展,是一部浙江中医、西医互相“抗衡”却又交融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浙江医药发展,是一部中医、西医并驾齐驱史。浙江医药发展的总体水平,南宋之前比较落后,之后逐渐跃居全国前茅。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医药发展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当今,亦名列全国中医药发展前茅。
浙江中医药文化特色显著
浙江医药遗址遗迹承载着浙江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信息,是研究浙江医药文明史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国医药文明乃至世界医药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万年上山文化、八千年跨湖桥文化、七千年河姆渡文化、五千年良渚文化等史前考古遗址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其中的医药遗存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这在一个省域史上罕见。浙江中医药遗迹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金华等地区,富集在医疗机构、药房和名医故居等方面。
浙江医药文物,浙江省国营和民营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约达3万件,私人藏家相关藏品约在5000件内。出土药材类有植物类药材、动物类药材,瓷器类有碾药钵、药罐、药盒、药瓶、帽筒、笔洗、药酒(茶)壶、杯、药碗、盆、拔罐、脉枕、香薰,陶器类有药罐、壶,纸品类有古籍、药目、处方、论著手稿及信札、广告、档案及账本、毕业证及行医许可证,中成药类有丸、胶、药条、药水等。
浙江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浙江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凝聚了浙江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浙江有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7项,浙江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名列全国前列,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
浙江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事业成就卓越,截至2024年,浙江省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浙江省“森林康养”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复合中医养生、康复、休闲、科普等功能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打造一批中医药特色小镇、街区。整合串联了大运河、钱塘江、千岛湖流域、瓯江沿线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国医馆、国药馆、中药企业、中药交易市场、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体验中心等,拓展了一二三产融合的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产业链。
浙江中医药对外交流历代都十分频繁。浙江与国外的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从元明清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而且,从中央政府到浙江地方政府直接插手这项工作,客观上推动了双边的交往。传出高峰在明朝。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漂洋过海传经送宝的人数十分可观。不过,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只局限于邻国,主要聚集于日本、朝鲜,很少涉猎欧美、非洲和大洋洲。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在明朝以降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浙江区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浙江对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仍贡献良多。浙江省委、省政府与其他国家加强中医药科技交流,大批国外留学生涌入浙江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药,浙江中医药医疗队奔赴国外从事医疗救助工作,浙江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众多浙江中医药学术论文刊登于国际权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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